物理科学学院 蓝国祥 84岁
我是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的退休教师，现年八十四岁，在这里我要回忆我在南开的悠悠岁月。
一、在蜀光中学的学习岁月
1947年，我十二岁时被四川省自贡蜀光中学录取上初中，当时蜀光中学已是南开系列学校之一。张伯苓校长是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接办蜀光中学的，接办后的第一任校长由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兼任。接办后蜀光中学重新选购校址在伍家坝，建设新校舍、重新聘请教师、购置教学仪器、招考新生。
蜀光中学聘任到的教师十分优秀，例如刘世藩是蜀光中学体育老师，他和夫人万美恩老师一起培养出新中国首批体操运动健将蓝亚兰。刘世藩老师1939年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物理系，解放后先在河北工学院担任物理系主任，1979年又调入天津体育学院任运动生物力学教授，将物理与体育运动接合，从事运动物理研究，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
新蜀光中学设男生部和女生部，有可容纳1200名学生之规模。脱胎换骨后的新蜀光中学其校园之优美，师资力量之雄厚，教学质量之优异，在巴蜀大地屈指可数。我当年进蜀光上学时，校长韩叔信己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由陈著常任代理校长。陈校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作为教育界的代表他曾参加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我这位十二岁的懵懂少年，从蜀光开始就接受着以“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为理念的南开教育。
1949年12月5日半夜，我在蜀光初中部大宿舍熟睡中，突然被一阵剧烈的枪声惊醒，然后很快就恢复于平静。当时全宿舍的同学们都懵了，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早上起来才知道自贡解放了。半夜听到的枪声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向天鸣枪，以示自贡解放。解放军进城时，国民党的军队早已逃离，城里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没有做出任何抵抗，自贡是和平解放的。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大部队抵达时，蜀光中学全校师生列队在道路两旁热烈欢迎，欢声雷动。本来学生食堂准备当天要宰一只猪给同学们打牙祭，恰巧这一餐就成了庆祝解放的盛宴。
1950年秋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贫困，已无钱供我上高中，只得呆在家中靠织布为生。在1951年春天突然收到同学王汝都的来信，说学校给我助学金，让我立刻返校读高中，这对我来说这真是喜从天降。我赶到学校已耽误了半个学期的课程。此时蜀光中学的校长是罗根基，他教我们音乐和政治，党支部书记是何光耀先生，教我们英语。罗校长一表人才，多才多艺，平易近人，深受同学们爱戴，当时是我心中的偶像。在高中阶段我学习努力，思想上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公益劳动，有一段时间天天早起为同学们磨制豆浆。我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被选为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为同学们的生活服务。
1953年初，教育部决定让我们这个班提前半年毕业，和另一个班一起参加第二届全国统一高考。我们提前结束正规的课堂教学，在老师指导下投入高考复习。在紧张复习中，我突然高烧不止，只得住进校医室治疗，一个多月才治好，但身体还很虚弱，马上就到内江考场参加高考。记得从学校出发前往内江，要沿釜溪河步行一段路再爬上五十层台阶才坐上汽车，我累得两腿发软。在考试过程中体力才得到恢复，从而顺利完成考试。在1953年9月30日的《新华日报》上公布的西南地区高考录取名单中，发现我已被南开大学物理系录取并收到南开的录取通知书，我终于实现了在南开接受大学教育的愿望。我之所以能上高中和大学，要得益于当时党的英明政策，对于青年学生能否上学，主要取决于他的考试成绩和政治品德。全班同学除一人因特殊原因未被录取外，全都考上了大学。杨远驰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张耀科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曾丹苓考上重庆大学动力系，董有为考上天津大学大化工系，杨克俭、王清华和徐仲涵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邓仇夷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还有一个同学考上清华大学，等等。
蜀光中学1953届毕业同学在北京大学集会的合影
二、在南开大学的学习岁月
川南地区到华北高校报到的新生在重庆集合，一起乘船途经长江三峡前往。我们乘坐解放后刚建成的成渝铁路坐火车到达重庆，此时南开大学已派吕湘老师到重庆迎接我们。在重庆等了十几天才乘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包下的游轮到万县，再改乘登陆艇抵达武汉，在武汉转乘火车到北京再到天津。经历了近二十天行程才抵达南开园，此时学校早已开学。当时上大学不交学费和住宿费，吃饭和看病也不要钱，图书馆早已准备好主要课程的课本，去借用就是了，经济困难的学生还给助学金。
解放初期，南开物理系师资力量雄厚，有江安才（系主任）、陈仁烈（副系主任）、沈寿春、胡刚复、王治粱（后调往武汉大学任物理系主任）、何国柱等教授。有赵景员、刘汉昭、朱遐、徐温元、李乐天、曹尔芹（后调往郑州大学任物理系主任）、郭威孚（后调往山西大学任物理系主任）、章乃森、王华馥、严肃等讲师。还有母国光、张光寅等青年助教。南开物理系最具实力的是光学学科。我们的物理课都是系里的教授和讲师讲授，数学课则是数学系的老师来讲授，教《高等数学》的是邓汉英教授和胡国定讲师，讲授《微分几何》是吴大任教授（教务长）。在我有生以来听过的讲课中，教务长吴大任先生的课讲得最精彩，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
我们物理系1953级有同学一百来名，比1951级和1952级同学加起来还多了不止一倍，当然受到系里重视，培养我们成了系里的主要任务。我们这个大班分成四个小班，采取大班授课和小班辅导的教学方式，除了讲课老师还配有辅导老师。我们是四年制，在这四年黄金时期中同学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学习和锻炼身体上。在1956年三年级学完基础课后，本年级就发生了大变动，由于国家的特殊需要，有一部分同学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学半导体；孔繁梅、李景德、谭成章、蔡名儒四位同学提前毕业留系任助教，张伯静同学也提前毕业去清华大学任助教；剩下的近五十位同学则分到光学、固体物理和无线电物理三个专门化方向继续学业。我所在的固体班有九位同学，鄙人是班长。学习完专门化课后开始生产实习，我的实习单位是中科院物理所磁学研究室，该研究室的主任是潘孝硕，潘教授在1946～1948年曾任南开物理系主任。我在助理研究员罗河烈的指导下进行实习，题目是《应变电阻法测定磁性材料的磁致伸缩》，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实习并写出论文，实习结束后返校接着做毕业论文。毕业论文项目有两个：一项是《金属提纯的区域熔化法》，在孙寿民先生指导下设计并制作了一台区域熔化装置，利用这台装置获得了99.999%的高纯度锌；另一项则是参与了黄建国先生的小型液化氮装置的制作，利用这套装置我们获得了液态氮，氮的液化温度是–196C°。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我们这一届绝大多同学都分配到全国重点大学物理系和科学院所属研究所，我被留在物理系固体物理教研室任助教。
物理系1957届毕业同学合影
三、在南开大学工作的岁月
当时固体物理教研室的主任是陈仁烈教授，副主任是赵景员副教授。分为金属、半导体和磁学三个组。初到教研室，我被安排在磁学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其间我把在物理所实习的磁致伸缩测量排成一个新实验，另外还改进了磁化率测定实验。之前这个实验采用的磁场装置既大又重，其磁场强度的梯度是非线性的，而本实验使用磁场强度梯度是线性的磁场最好，为此我专门制作了一个既小又轻的梯形螺线管来满足这一要求。
1958年初，1954级学生的《X射线晶体学》课由胡刚复先生讲授，学生给教研室反映听不懂，请求给予解决。胡先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英国，他将X射线标识谱、吸收谱与原子序数之间的实验规律扩展到25号至34号元素，并测定了X射线连续谱频率与光电子速度的关系，为X射线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把该学院办成当时全国最好的学院之一。为了纪念物理学界的老前辈，1987年中国物理学会决定设立四个物理学奖，其中的一个被命名为胡刚复物理奖（实验技术）。胡先生讲课有几个特点：上课迟到下课没完；没有教材、没有讲义、没有教学大纲和教案；上课时抱来几本原版英文书，没有讲稿也不写板书，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讲到需要用图来说明的地方就翻开书本指着书中的图给同学们看，远离讲台的同学哪里看得清楚。胡先生这种授课方式只适合于博士研究生，若给本科生授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好。教研室为响应同学们的请求，派我给胡老先生做临时助教。我协助他把布拉格（Bragg）著《The crystalline state》一书中的几章翻译成中文，再加上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的《金属X射线学》讲义内容刻成讲义，发到全班同学手中，以利于他们自学。
1958年暑期，固体教研室改名为金属教研室，进行高温合金研制，1955级金属班全体学生负责制造30千瓦高频炉为炼高温合金使用。我和吴仲康老师则被派到天津市委工业办公室参加全市开炉队，指导各大工厂炼钢。开炉队中的主力是来自于天津钢厂的师傅，他们拥有过硬的炼钢技术，我和吴老师在开炉队中只是跑跑龙套接受锻炼而已。当时群众炼钢采用的设备都是转炉，全市有大小转炉成百上千，真是百花齐放。
到了1959年秋我们返回学校，此时金属物理教研室己搬入新建的第五教学楼，我则离开磁实验室去接管X射线实验室。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攻读副博士学位的王华馥先生，在60年初回国担任我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了X射线的实验教学和科研，并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两年后我又接替王先生讲授《X射线晶体学》课，为全系学生开出了两个X射线中级物理实验，为金属班学生开出了8个专门化X射线实验，重新编写了《X射线晶体学》讲义。为了教学科研的需要，还制作了一些X射线衍射相机和细聚焦X射线管。科研内容有合金的时效相变和铁磁材料钕镍钴合金的调制结构与矫顽力的关系。
第一支红宝石激光器在1960年问世，此后激光技术在国外得到迅速发展。谁都明白激光技术对科学、工业和军事之重要，我国必须迎头赶上。为此我校以物理系光学教研室的教师为主，进行彩色激光大屏幕电视的研制。这是一项较为庞大的科研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经费和人力协同作战。我的任务是制作氩离子和氪离子激光器，这种激光器的功率大，可获得红绿蓝三色激光做激光大屏幕电视的光源。最初做的是石英放电管的氩离子激光器，在高温弧光放电下石英管容易损坏，激光器的寿命不长。后来就改为做工艺更复杂的石墨放电管氩离子激光器，此种激光器的寿命更长。激光电视还要使用电光调制器，当初制作的调制器用磷酸二氢钾晶体（KDP），KDP是水溶性晶体，容易受潮，于是在后期又成立了晶体组研制电光晶体。晶体组的成员主要来自原金属教研室，有王华馥、温金珂、丁大同、郭振亚，我也从激光器小组出来加入，从长春光机学院毕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李兵等人也加入，刚从天津玛钢厂归校的靳键也加入本组。靳键师兄由于动手能力很强（当年国内物理学界有一个评价:南开物理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动手能力强）受到厂里重视，派他做主力进行单晶硅研制，据说他们拉制出的硅单晶是全国第一颗。在王华馥先生的领导下，全组进行了调研，得知铌酸锂和钽酸锂是很好的电光晶体，但铌酸锂的抗光损伤的能力差，不宜做强激光下的调制器，并且国内已有单位拉制成功，而钽酸锂晶体抗光伤能力强，国内还没有单位研制，于是我们就选择钽酸锂晶体做主攻方向。我们用一台小功率（10千瓦）的旧高频炉做电源，以靳键为首对其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拉制钽酸锂单晶，改换了一些电子元件并配备了控温仪，采用铂金坩埚，铂金的熔点是1769 C°，而钽酸锂的熔点是1650C°，两者的熔化温度非常接近，用铂金坩埚拉钽酸单晶就如像走钢丝，一旦温度控制不好坩埚就熔化了，可见在这样的条件下拉制钽酸锂单晶难度之大，但我组很快就拉制出全国第一颗钽酸锂单晶。这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对单晶进行定向，然后制作成电光调制器。用X射线法确定光轴后，对晶体进行切割，制作成调制器并进行电光调制实验，发现满不是那回事。将电光器件放到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未获得单轴晶体的十字干涉图像，这说明我们用X射线确定出来的是伪光轴，伪光轴问题长时间困扰着我们。最终在沈寿春先生那里借来四轴转动光学平台，再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才找到了真光轴，真光轴与伪光轴方向竟差了五十几度之多。这样又重新切割子晶，用它才拉出了以光轴为轴的圆轴状单晶体，然后用这样的晶体加工出了合格的电光调制器。当温金珂先生带着我们的钽酸锂单晶和电光调制器去参加全国晶体学术会议时，受到与会同行的称赞而一炮打响。
七十年代后期，我校固体物理教学研究得以恢复，不久后全国统一将固定物理学科更名为凝聚态物理学科。此时以张光寅为首的固体能谱研究室并入凝聚态物理教研室，使教研室的力量倍增，王华馥和张光寅两位先生是我室的学术带头人。在1979年，靳键在掺镁铌酸锂光折变效应测量过程中，偶然发现掺镁铌酸锂的抗光折变性能要比铌酸锂的高出两个数量级。这一成果在第十一届国际量子电子学会议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该晶体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之星”。那些年我教研室的科研成果突出，因此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重点凝聚态物理学科之一。
这个时候，我退出了X射线实验室，去建立激光拉曼光谱实验室，开始了以拉曼光谱为主要手段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教学对象是研究生，接替张光寅先生为研究生讲授《晶格振动光谱》课，还为研究生开设拉曼光谱实验。经过几年的教学积累，接受教育部的推荐，我和张光寅先生一起编著了《晶格振动光谱学》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该书中包含着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和天津市科学基金共约十项课题的资助，主要研究内容有非线性光学晶体的晶格振动光谱，晶体结构相变与非晶晶化过程，晶体高压拉曼光谱与压致非晶化，石墨层间化合物，C60插入化合物，单壁碳纳米管的制备与结构等。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我还发明了《宝石粗糙表面激光反射定向法》，在1984年获得国家四等发明奖。曾担任过中国物理学会光散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和《光散射学报》副主编。1990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被评定为凝聚态物理博士生导老师，为国家培养了近三十名硕士生和博士生，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凝聚态物理教研室教师的合影
我在2002年67岁时退休，工作了46年。我历经了在南开学习和工作56年的岁月，是南开成就我的一生。在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我要感谢祖国、感谢南开。祝祖国繁荣昌盛！早日实现强国之梦！祝南开大学桃李满天下！早日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2019年5月
